卡達教育改革與國家轉型：從珍珠海岸到知識經濟

郭柏辰、陳佩英、紀馥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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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郭柏辰、陳佩英、紀馥安

一、歷史根源與政治脈絡

卡達的現代化進程，起點是一場生存發展的危機。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，珍珠潛水業是卡達半島的經濟命脈，社會圍繞船長與潛水員構成的海上勞動體系運作，教育則以學徒制為主，傳授航海、潛水與珍珠分級等生存知識。然而1930年代，日本人工養殖珍珠技術橫掃市場（Experience Qatar, 2024），加上全球經濟大蕭條的衝擊，卡達天然珍珠產業幾乎一夕崩潰，社會陷入赤貧。這段由極度匱乏轉向後來石油富裕的集體記憶，深刻塑造了卡達統治者的執政邏輯，使「為公民提供安全與福利」成為政治正當性的核心，而教育則被視為最具長期投資價值的國家資產。

1940年卡達在多哈發現石油，1971年脫離英國保護國地位正式獨立，阿勒薩尼家族確立統治地位（History of Qatar, 2024）。舒拉議會雖成立於1972年，性質為諮詢機構，成員由埃米爾任命。其名稱「舒拉」在伊斯蘭政治傳統中意為協商，制度設計意在將部落協商機制正式化，而非推行西方式議會民主（The Shura Council , 2026）。

2021年10月，卡達舉行首次舒拉議會選舉，共有233名候選人角逐30個民選席次，投票率達63.5%（Friedrich-Naumann-Stiftung, 2021)，看似民主里程碑，卻迅速暴露深層裂痕。選舉法規定僅1930年前即落籍的「原始公民」方有投票資格，導致大批歸化公民被排除，也使選舉淪為部落動員競賽（Maryam Al-Hajri, 2021）。26名女性候選人無一當選，更顯示保守社會結構對女性政治參與的排拒（Maryam Al-Hajri, 2021）。三年後，埃米爾塔米姆坦言選舉引發「具有身份屬性的競爭」，有悖於國家團結。2024年11月，修憲公投以90.6%贊成票通過，舒拉議會回歸完全任命制（Reuters, 2024）。卡達的政治擺盪對教育政策的意涵深遠，確立了由上而下推動教育改革、以技術官僚治理服務長期國家戰略的基本格局。

二、教育體系的三次轉型

1950年代之前，卡達的教育活動集中於傳統私塾，由宗教學者主持，以古蘭經背誦與伊斯蘭倫理為核心，規模有限、功能單一（Al-Mutawa, M., 2018）。1956年，隨著石油收入增加，卡達建立首批現代公立學校，大量引進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課程與師資，教育從此納入國家治理框架，但體制高度官僚化，教學方式偏重知識灌輸與死記硬背（Al-Mutawa, M., 2018）。

2001年，卡達政府委託美國蘭德公司對基礎教育進行全面診斷，研究報告對當時的課程陳舊、行政僵化與績效機制不足提出嚴厲批評。蘭德公司隨後推出「新時代教育」改革方案，引進高度市場導向的治理模式。改革廢除教育部對學校的直接行政控制，另設最高教育委員會，原有公立學校改制為類似美國特許學校的「獨立學校」，在人事、課程與教學上享有高度自主權。改革同時取消全國統一教科書，改以課程標準框架引導教師自行設計教材，並推行教育券制度，讓家長自由選校（Brewer, et al., 2007）。

然而改革實施十餘年後，問題逐漸浮現。西方課程標準與英語教學強化政策，引發部分家長對伊斯蘭價值流失與阿拉伯語地位弱化的憂慮；習慣中央指定教材的教師面對課程開發責任時適應困難，教學品質不穩；高度自治造成各校標準落差，監管機制未能同步跟上。2016年，卡達廢除最高教育委員會，恢復設立教育部，2017年終結獨立學校制度，所有公立學校回歸國家直接管理。改革後，教育部重新統一編發教科書，並規定所有學校（包括私立國際學校）必須教授阿拉伯語、伊斯蘭研究與卡達歷史三大核心科目，將文化課程制度化為國家整合工具（ Amin, H., & Cochrane, L., 2024）。

三、高等教育的雙軌格局

在高等教育層面，卡達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雙軌結構。1973年成立的卡達大學是唯一國立大學，承擔大眾化高等教育任務，為公共部門培育人文、法律與教育等領域人才，近年亦積極強化STEM學科發展（Hartley, M., & Ruby, A., 2025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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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達大學照片

註：作者提供

另一條軌道是由卡達基金會主導的教育城，採取高度策略化的「多樣性大學」模式，直接邀請全球頂尖院校設立分校，包括醫學領域的威爾康奈爾大學、工程領域的德州農工大學、外交領域的喬治城大學以及計算機科學領域的卡內基梅隆大學等。這一模式旨在短時間內完成學術能量的跨越式移植，同時達到留才、吸引國際學者並支撐經濟轉型的三重戰略目標（Education City, 2024）。

然而2024年，德州農工大學董事會決議於2028年前關閉卡達分校，為這一模式投下變數。表面原因是資源重新集中於德州本校，深層因素則涉及美國國內政治環境，以及部分人士對敏感技術轉移的疑慮。此事件揭示「進口名校」模式的結構性風險，當高等教育高度嵌入跨國政治時，學術穩定性便難免受地緣政治左右，學術主權的問題也因此浮上檯面。

四、QSTSS：精英STEM教育的縮影

面對高等教育中男性在理工科嚴重代表不足的問題，卡達教育部於2018年創立「科學與技術男子中學」，作為回應此結構性危機的政策工具。該校每年僅在九年級招收約60至64名學生，錄取率約10%，全校維持在245人左右，師生比達到1比4，班級最多16人。申請者須通過英語能力、數學及認知能力測試，並接受個人面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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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與技術男子中學照片

註：作者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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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與技術男子中學教室照片

註：作者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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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與技術男子中學教室照片

註：作者提供

課程設計上，學校以自行開發的「科學與工程基礎」為核心，以工程設計流程引導學生從問題界定到原型測試，將STEM學習從知識記憶轉向問題導向。STEM科目全程英語授課，十一、十二年級引入美國AP課程，並要求學生參加SAT與IELTS考試，為申請歐美頂尖大學做準備。師資方面，學校直接聘請具業界背景的工程師授課，並要求所有教師取得STEM認證。每週四設90分鐘的「研究與創新」時段，模仿研究生院模式讓學生進行年度個人項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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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STEM課程？

註：作者提供

該校已獲EFQM全球品質管理六星級認證，畢業生百分之百獲大學錄取。基於此模式的成功，教育部計劃複製建立共六所同類學校。QSTSS的意義不僅在於一所高效精英學校的運作，更在於它展示了卡達教育治理的理想型態，以高度資源集中、精準政策設計，回應具體的人口結構挑戰。

五、深層挑戰與展望

儘管投入龐大，卡達教育轉型仍面臨幾項難以速解的結構性困境。首先是男性學術參與危機，卡達男性高中後可直接進入軍警或待遇優渥的公共部門，高等教育機會成本偏高；女性反而因就業選擇受文化規範限制，於是將追求學歷作為向上流動的途徑，導致大學女性入學率與畢業率顯著高於男性。其次是「卡達化」政策推行多年仍成效有限，教育體系產出的畢業生與私營企業需求之間存在技能落差，多數卡達畢業生仍首選政府職位，私營部門則持續依賴外籍勞工。第三是語言與身份的長期張力，英語化與阿拉伯語化之間的拉鋸至今未息，2024年啟動的「我的價值觀描繪我的身份」計畫，試圖在西式課程框架內融入伊斯蘭倫理與國家價值，標誌著教育政策從制度技術改革逐步轉向價值驅動變革。

卡達的教育轉型歷程呈現出一種獨特的「策略性擺盪」，當全球競爭壓力上升時政策傾向市場化與國際化，當社會文化張力浮現時則回歸集權與本土整合，當結構性問題加劇時則採取高度精準的政策工具。展望2030年，卡達能否實現從資源依賴到知識經濟的跨越，關鍵已不在於能引進多少外國名校，而在於能否在本土土壤中培育出既具全球競爭力、又對國家擁有深厚認同的新一代公民。

參考資料

Experience Qatar. (2024, September 24). Pearl diving in Qatar: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industry. https://experience.qa/pearl-diving-in-qatar/

History of Qatar. (2024, November 13). In Wikipedia. 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History_of_Qatar

The Shura Council. (2026, February 3). History. https://www.shura.qa/en/Pages/About-Council/History

Friedrich-Naumann-Stiftung. (2026, February 3). MENAPOL blog: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Shura Council elections in Qatar. https://www.freiheit.org/middle-east-and-north-africa/reflections-first-shura-council-elections-qatar

Al-Mutawa, M. (2018). History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Qatar: A Study of Shifting Ideologies, Social Debates, and Government Visions (Order No. 10792966).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s & Theses A&I; ProQuest Dissertations & Theses Global. (2640111758). https://0-www.proquest.com.opac.lib.ntnu.edu.tw/dissertations-theses/history-educational-reform-qatar-study-shifting/docview/2640111758/se-2

Brewer, D. J., Augustine, C. H., Zellman, G. L., Ryan, G., Goldman, C. A., Stasz, C., & Constant, L. (2007). Education for a New Era, Executive Summary: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K–12 Education Reform in Qatar (1st ed.). RAND Corporation. http://www.jstor.org/stable/10.7249/mg548-1qatar

Amin, H., & Cochrane, L. (2024).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Qatar: assessing the intended and unintended impacts of privatization policy shifts.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, 51(5), 1091–1111. https://doi.org/10.1080/13530194.2023.2198688

Hartley, M., & Ruby, A. (2025). Qatar University: Local Identity and Global Opportunities. In Pursuing Institutional Purpose: Profiles of Excellence (pp. 90–104). chapter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 https://doi.org/10.1017/9781108892667.007

Education City. (2024, May 10). In Wikipedia. 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Education_Ci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