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室裡的「不速之客」:從幽靈對話空間重新想像創新課程的深度
- 張至慶

- 3月31日
- 讀畢需時 5 分鐘
圖1
The Nightmare by Henry Fuseli, 1781

一、前言
談到「創新課程」,我們很容易想到數位科技、跨域整合、專題導向學習(PBL)、雙語教學,或是近期十分流行的生成式 AI 的導入。這些創新的課程往往都會帶來更多的課堂互動、更多課堂對話。然而,如果創新只停留在形式與工具層面,而沒有觸及課堂中更深層的「對話品質」與「倫理結構」,那麼課程再新穎,也可能只是舊邏輯的包裝。
近年來,對話式教育(dialogic education)逐漸成為國際教育理論的重要取向。對話,不只是學生多發言,而是一種讓差異得以並存、意義得以生成的學習場域。Alexander(2020)指出,真正的對話教學必須具備開放性、互惠性與批判性;Mercer 與 Howe(2012)則強調,知識是在社會互動中共同建構,而非單向傳遞。Wegerif(2011, 2019)更進一步提出「對話空間」(dialogic space)的概念,認為學習發生於不同觀點相遇所開啟的「空間」,而這個空間本身就是創新的來源。
然而,許多第一線教育工作者常會感到一種莫名的「卡頓」:明明提供了平等的發言機會,某些學生卻異常沈默;明明討論的是進步議題,課堂大氣壓力卻顯得沈重不堪。這或許是因為,我們往往將教室視為一個中立、透明的「真空容器」。事實上,每一間教室都是一個「幽靈對話空間」(Haunted Dialogic Space)——它始終被未解的過去、壓抑的情感以及被封閉的未來所盤據。
本篇文章便嘗試從Wegerif的「對話空間」(Dialogic Space)與Derrida的「幽靈學」(Hauntology)來探討要實現真正的課程創新,我們必須學會與這些「幽靈」共處,正視課堂對話中隱而未現、卻實質形塑學習條件的歷史與倫理力量 。
二、教室,真的只是現在嗎?
我們常把課堂視為一個當下發生的場域。但事實上,教室從來不是一個乾淨的現在。它充滿了歷史、文化與未竟的承諾。
Derrida(1994)提出「幽靈學」(Hauntology)的概念,指出過去從未真正消失,而是以某種未被解決的形式持續影響現在。Fisher(2014)進一步指出,當代社會也被「失落的未來」所困擾——那些曾經承諾過卻未實現的教育理想,如公平、公共性、民主參與,仍然在我們的教室裡留下痕跡。
如果我們將這種觀點帶入創新課程,就會發現:教室中的沉默、不安與情緒張力,未必是教學失敗,而可能是歷史正在說話。例如,在台灣課堂中討論原住民議題或轉型正義時,有些學生沉默、迴避眼神或顯得不自在。從傳統教學觀點來看,這或許是「參與度不足」。但若從「有記憶的對話空間」來看,這種沉默可能是一種歷史重量的回返,是世代創傷或文化邊緣化的痕跡正在場中浮現。如圖1 Fuseli 的《The Nightmare》所示,壓迫感未必來自看得見的衝突,而常常來自那些難以言說、卻真實作用於身體與空氣中的存在;課堂中的緊繃、沉默與卡頓,也正是這種「看不見的重量」在教育場域中的顯現。因此,創新課程若忽略這些「幽靈」,就難以真正觸及教育的倫理深度。
三、情感的信號:不安是深層學習的門戶
對話從來不只是認知活動。Greene & Boler (2004) 提出的「不安教育學」(Pedagogy of Discomfort)提醒我們:深層的轉化往往發生在我們踏出舒適圈、面對脆弱身分與防禦情緒的時刻 。
大氣調諧(Atmospheric Attunement):Zembylas (2015) 強調教室裡突如其來的緊繃、避而不談的尷尬,其實是「情感大氣壓」的變化 。
身體的記憶:學生在討論特定話題(如性別或族群)時的跼促、沈默或閃避,是身體在回應那些難以訴諸言語的歷史經驗 。
Ahmed(2020)更強調,情緒並非存在於個人內心,而是在關係之間流動。某些議題會「黏附」特定情緒,例如族群議題與焦慮、性別議題與羞愧,這些都會影響誰願意發言、誰選擇沉默。
因此,在創新課程中,我們不應只設計「好玩的活動」,更要學會讀懂情緒。當學生在討論中突然沉默,或出現防衛性反應,那可能不是對話失敗,而是對話觸及了尚未被命名的歷史與身份認同張力。
四、創新課程的倫理責任
Levinas(1989)提醒我們,倫理責任不只來自於眼前說話的人,也來自於「不在場的他者」。那些被課程忽略的歷史、被邊緣化的群體,仍然對我們構成倫理召喚。
創新課程若要真正創新,必須回答一個問題:我們的課堂,為誰開放?又為誰關閉?當我們在課堂上討論經濟發展,是否同時思考被犧牲的環境與社群?當我們融入生成式AI在課堂上,是否反思被數據化、被評量邏輯規訓的學生主體?創新若只追求效率與產出,而忽略倫理責任,那麼它可能只是舊體制的加速器。
在設計跨域專題時,可以引導學生思考:這個議題背後有哪些被忽略的歷史?哪些群體的聲音尚未被納入?這些問題本身,就是創新課程的重要部分。這種「不在場卻仍在場」的歷史感,也可從圖2陳澄波《嘉義街外》中感受到:畫面所保留下來的不只是街景,更是一段殖民現代性、地方生活與歷史斷裂交疊的時間切片。對今日讀者而言,它提醒我們,教室中的知識從來不是無歷史的,而總是站在某些被記得與被遺忘的邊界上。
五、創新課程的再定義:通往更具溫度的教育未來
課程創新的最終目的,不應只是效率的提升或是融入多麽新穎的科技,而是學生作為「完整的人」的覺醒 。當我們承認教室是一個被幽靈盤據的空間,我們實際上是在拓展教育的深度——它不再只是一場知識的交換,而是一次倫理的遇合。透過對那些「不速之客」的見證,我們才能在碎片化的世界中,重新縫合歷史、現實與未來的斷裂。
圖2
陳澄波《嘉義街外》(1926)

參考資料
Ahmed, S. (2020).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. Duke University Press. https://doi.org/10.1215/9780822392781
Alexander, R. (2020). A dialogic teaching companion. Routledge. https://doi.org/10.4324/9781351040143
Derrida, J. (1994). Specters of Marx: The State of the Debt, the Work of Mourning,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. Translated by Peggy Kamuf. New York: Routledge. https://doi.org/10.64590/jrf
Greene, M., & Boler, M. (2004). Feeling power: Emotions and education. Routledge. https://doi.org/10.4324/9780203009499
Levinas, E. (1989). The levinas reader. Retrieved from: https://philpapers.org/rec/LVITLR
Mercer, N., & Howe, C. (2012). Explaining the dialogic process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: The value and potential of sociocultural theory. Learning, culture and social interaction, 1(1), 12-21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lcsi.2012.03.001
Wegerif, R. (2011). Towards a dialogic theory of how children learn to think.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, 6(3), 179-190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tsc.2011.08.002
Wegerif, R. (2019). Dialogic education.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. https://www.researchgate.net/publication/236950610_Dialogic_education
Zembylas, M. (2015). ‘Pedagogy of discomfort’and its ethical implications: The tensions of ethical violence in social justice education. Ethics and education, 10(2), 163-17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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