愛沙尼亞的數位教育發展：從「虎躍」到「AI Leap」的數位轉型之路
- 陳佩英、郭柏辰
- 2025年9月30日
- 讀畢需時 13 分鐘
作者：陳佩英、郭柏辰
前言
當愛沙尼亞的PISA（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）表現以黑馬之姿出現時，吸引了全球的注目。2025年9月，台灣教師參訪團前往愛沙尼亞，主要班房活動在首都塔林地區，與當地教育及青年局（Harno）、數位化中心（e-Estonia Briefing Centre）、大學、非營利組織及多所中小學進行交流。
Harno的專案經理Kai Koort在歡迎會上表示，過去外界對愛沙尼亞的第一印象是「數位化」，但現在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已變成：「你們的PISA成績為何如此頂尖？」她接著補充，愛沙尼亞有一項位居全球第一的指標，是學生的「成長型思維（growth mindset）」。多數愛沙尼亞學生相信透過努力可以提升自身能力，這份信念源於其「素養導向課程」中的核心素養——「學會如何學習（learning to learn）」。
此次參訪讓我們看見愛沙尼亞的宏觀藍圖、教育科技的演進歷程、師資培育體系的應對，和學校現場的具體實踐，由各面向觀察到愛沙尼亞在數位與AI教育領域的發展脈絡、現況及其面臨的挑戰。
一、國家發展脈絡——教育創新的基礎
要理解愛沙尼亞的教育發展，必須先了解其國家建構的歷史與社會運作的底層邏輯。其教育體系中的自主、公平與數位化特徵，並非孤立的政策，而是國家整體發展策略的延伸。
（一） 由匱乏驅動的數位化路徑
愛沙尼亞於1991年重獲獨立時，面臨基礎設施匱乏的局面。e-Estonia數位轉型顧問Johanna-Kadri Kuusk描述了當時的處境：「我們必須從零開始重建我們的國家。當時沒有現成的法律，沒有來自外部的財政支援，沒有任何既有的系統，甚至沒有國民文件——什麼都沒有。」
面對人口稀少（勞動力不足）與自然資源貧乏的現實，傳統的發展路徑並不可行。數位化成為一種必然選擇。Kuusk解釋了當時的思考：「如果我們的人口如此稀疏，你要如何觸及每一個人？作為一個國家，如果你沒有能力在各地都設立公共辦公室，你要如何服務到這些人民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向了數位。」
此一背景塑造了愛沙尼亞公共服務的核心目標。數位服務的關鍵績效指標（KPI）是「為公民節省了多少時間」。從線上成立公司、3分鐘完成報稅，到新生兒父親在見到孩子前就收到育兒補助申請訊息，所有設計都旨在將人民從行政流程中解放。
（二）數位社會的基礎設施：ID卡與X-Road平台
e-Estonia的運作建立在兩大基礎工程之上：數位身分證（ID Card）和X-Road數據交換平台。（e-Estonia連結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S7Y7cjbNFQc&t=2s）
● 數位身分證 (ID Card): 於2002年推出，政府規定每位國民必須辦理。初期，民眾視其為「刮車窗冰塊的塑膠片」。轉捩點出現在政府與金融部門的合作。銀行系統改用ID卡進行網路銀行身分認證後，這張卡片成為進入金融世界的閘道，進而普及。如今，這張卡整合了駕照、健康保險卡、投票、領取處方藥等所有身分驗證功能。
● X-Road數據交換平台為數據信任的核心。它並非一個中央集權的資料庫，而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數據交換層。每個政府部門只保管自己的數據，透過X-Road進行點對點的安全授權交換。Kuusk強調其設計理念：「我們的系統是將每個人的資料切分成非常微小的片段，並分散在整個系統中。沒有任何人可以取得所有的資料。沒有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或機構可以扮演『老大哥』的角色。」這種設計保障了公民的數據主權與隱私。
這套數位基礎設施不僅提升了行政效率，還在國民心中建立了一種對數位系統的信任感與使用習慣，為教育領域的數位化轉型鋪平了道路。
（三）教育體系的核心原則：自主、公平與高標準
因著對全面電子化的公共治理的理解，我們會以為愛沙尼亞的教育體系也是全面數位化，其實不然。課堂的學習仍然重視思考和實作；而教育體系的運作主要建立在幾個核心原則之上。
● 高度自主權：多數受訪者反覆提及「學校自主權」，表示現場教育工作者實質享有辦學自主權。校長全權負責師資聘用、解僱、培訓及課程發展。教師在教學方法與教材選擇上同樣享有決定權。Järveküla Kool校長Triinu Luiga表示：「學校的教科書是由校方統一採購的。我雖然是校長，但對各個學科的細節不可能都精通，所以需要依賴老師們的專業判斷和做決定。」
● 教育公平性：從基礎教育到全職高等教育學費全免。塔林市教育局官員Kadri提到，塔林市為所有居民提供免費公共交通，並從2024年開始推行「普惠式免費早餐」計畫。她說明：「家長無需提出申請或證明收入，皆可享用免費午餐。這項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普及化，避免因為家庭經濟狀況而給孩子貼上標籤。」另外，為了提高知識經濟的人力，2026年起，全國義務教育延長到18歲。
● 高品質師資門檻：國家規定中小學教師必須具備教育學碩士學位，幼兒園教師需具備學士學位。塔林大學的師培專家指出，此一高標準確保了進入教職者的專業素養，是實現「高度自主權」的重要前提。
這些原則共同構成了社會對學校的信任文化，為後續的數位教育計畫提供了穩固的社會與制度基礎。
圖1
愛沙尼亞教育數位化發展
圖2
愛沙尼亞優質教育關鍵因素
二、數位教育的策進三部曲——從Tiger Leap到AI Leap
愛沙尼亞的教育科技發展並非一蹴可幾，而是經歷了三十年、三個階段的系統性推進。從基礎設施的鋪設，到程式設計能力的培養，再到應對人工智慧的挑戰，三大全國性計畫環環相扣，漸進開展。
（一）第一階段：奠定基礎的「虎躍計畫」（Tiger Leap, 1997-2000）
1991年獨立後，現代化的需求催生了「虎躍計畫」。其核心目標明確：讓全國所有學校擁有電腦、連上網路，並使教師具備必要的資訊技能。計畫透過成立專責基金會，推動三項核心工作：
硬體與網路設施鋪設：為全國校園配置電腦與網路連線。
大規模師資培訓：提供免費且系統性的資訊技能培訓。
數位教材開發：同步開發愛沙尼亞語的數位學習資源。
計畫在2000年達成目標，全國所有學校均配備電腦，近七成教師完成培訓。這不僅改變了教育的基礎設施，也為愛沙尼亞聞名於世的數位社會（e-Estonia）奠定基礎。
然而，計畫也面臨挑戰，主要問題在於如何將硬體設備轉化為課堂上的教學實踐。許多教師雖完成培訓，卻未在教學中頻繁使用數位工具。此外，國家課程與評量未能及時跟進，形成了推動資訊與通訊科技（ICT）融入教學的隱性障礙。
圖3
愛沙尼亞從「Tiger leap」到「AI leap」發展歷程
（二）第二階段：培養數位原創力的「程式之虎計畫」（ProgeTiger）
接續「虎躍計畫」的基礎，並因應國家級「終身學習策略2020」對數位能力的更高期許，「程式之虎計畫」應運而生。其目標是將學生的能力從單純的「使用科技」提升至「創造科技」的層次。
計畫內容圍繞三大領域：工程科學（如程式設計）、設計與科技（如3D列印）及資訊科技。執行方式包括：
● 開發免費教材：為各級教育提供系統性的科技領域學習資源。
● 辦理師資培訓：確保教師有能力指導學生進行科技專案。
● 舉辦學生競賽：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。
● 補助學校設備：支持學校採購機器人、3D列印機等硬體。
此計畫預期的學生學習路徑是，從最初使用科技工具進行簡單創作，逐步成長為能夠獨立或合作開發出遊戲、App或機器人等專案，以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創造者。
（三） 第三階段：迎接智慧時代的「AI躍進（AI Leap）」計畫
面對人工智慧的發展，愛沙尼亞由總統親自發起，結合公私部門力量，推出了國家級的「AI躍進」計畫。其核心目標是透過教育引導，讓國民成為全球最懂得善用AI的群體，避免學生僅將AI用於可能阻礙批判性思維的學習捷徑。
計畫的具體內容預計從2025年秋季開始實施：
● 提供AI工具： 為全國高中生與教師免費提供AI工具，例如政府付費的ChatGPT教育版。
● 系統性培訓： 提供由教育部、學者及國際科技公司共同開發的培訓課程。
e-Estonia的Kuusk說明了其背後邏輯：「我們了解到，現在的學生反正都在使用AI來做作業，只是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使用。他們可能不知道不應該把個人資訊告訴ChatGPT，也不知道如何查證AI提供的資訊。所以，我們需要教他們這些規範。」
塔林大學的師培專家也提到，為此已為超過6,600名教師舉辦AI應用工作坊。計畫的主要挑戰在於，如何引導學生的使用習慣從消極依賴轉向積極探究，並將智慧設備從娛樂工具提升為支持深度學習的夥伴。此外，再過兩年，全國性的測驗都改為線上，也會直接衝擊到教師的教學。
三、師資培育體系——數位時代的支持與困境
愛沙尼亞的教育體系建立在對高素質教師的信任之上。其師資培育體系由塔林大學與塔爾圖大學主導，強調高標準、研究導向與持續的專業發展。然而，這個體系正因全國性的師資短缺而面臨嚴峻考驗。
（一）三階段的專業發展歷程
愛沙尼亞將教師的專業發展視為一個連貫的歷程，分為三個階段：
職前教育：中小學科任教師原則上須具備碩士學位，通常透過「3年學科領域學士+2年教育碩士」的模式完成。此階段強調理論與實踐結合，碩士課程中的實習與課程同步進行。畢業生可直接獲得永久教師資格，無需額外考試。
導入輔導：這項為期一年的新手教師支持計畫，由教育部補助。新手教師會得到來自校長、校內導師（Mentor）以及大學輔導中心的支持與指導。Järveküla Kool的校長Triinu Luiga提到，他們學校設有導師制度，並推行「學習夥伴關係（Learning Partnership）」，讓教師結伴互相觀課與回饋。
在職進修：提供教師在職進修是校長的責任。塔林大學與塔爾圖大學提供大量在職進修課程。近年趨勢是推動長期的、以學校為本位的團隊共同進修。當教育部頒布新政策（如AI融入教學）時，通常會提供專門資金，由兩所大學開發相應的課程。
（二）近期改革方向與數位支持
國家級的數位化支持體現在各個層面。政府與私部門都支持教育的數位化轉型，並提供資源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。為應對新的教育需求，師資培育課程正在進行改革，方向包括：強化教師間的協作、接軌新的專業標準、提升課程彈性。近期改革的三大方向有 ：
賦予教師更大的責任與支持：新的改革方向旨在賦予教師更多教學上的責任，並透過課程提供他們定義與解決問題的知識、支持他們的身心健康，以及鼓勵他們進行教學反思與行動研究。
強化教師間的協作：新課程將更強調支持教師之間的合作，並導入協作式的專業發展模式，鼓勵教師組成學習社群。
接軌新的專業標準並提升課程彈性：為了符合即將在2024-2025年修訂的教師專業資格標準，整體課程正在更新，以期能更好地整合理論與實踐，並提供更具彈性的學習路徑。此外，也開始推動「微學分課程」（micro-credential programs），例如「AI與遊戲化學習」等，讓教師能更靈活、更快速地學習新興的教育知能。
圖4
愛沙尼亞師資培育特色
（三）核心困境：師資短缺的連鎖效應
全國性的師資短缺，尤其在科學、數學和語言科目，正引發系統性危機。塔林大學的師培專家坦言，這個問題導致了兩個令人擔憂的現象：
在學即任教：約半數的師培碩士生在學期間已在學校全職任教。大學為此開設了部分時間制的碩士課程以應對。
無證照教師：學校為填補空缺，被迫聘用完全沒有師培背景的人士。Saue高中的校長Taavi Vilba表示：「基本上，任何人都可以來我們學校當老師，即使沒有教師學位。如果沒有合格證照，我會先給一年的合約。」
這個現象引發了愛沙尼亞教育體系的核心矛盾。該體系建立在對「高素質專業教師」的信任之上，並因此賦予其高度自主權。然而，當教學現場有可觀的尚未畢業或未經培訓的教師數量時，專業品質保證亮起了紅燈。塔林大學的專家稱之為「自主權的悖論」，這不僅威脅教育品質，更從根本上挑戰了整個體系的設計和運作。
教師留任也是一大難題。有限的薪資成長空間、來自家長的高期望所帶來的壓力，以及職業倦怠，導致教師流失嚴重。Saue高中校長Vilba提到，目前教師的最低月薪是1820歐元，但為了留住人才，他們學校支付2058歐元，並為擔任導師的老師提供每月250歐元的額外津貼。
四、實踐現場——三所學校的數位風景與挑戰
國家政策的成效最終體現在學校的日常運作中。透過參訪薩克薩文理中學（Saksa Gymnasium）、Järveküla Kool（基礎學校）與Saue Riigigümnaasium（國立高中），可以觀察到愛沙尼亞教育理念如何化為具體的課程設計與師生互動。
（一）薩克薩文理中學 (Saksa Gymnasium)：數位轉型的系統性支持
這所位於塔林、歷史悠久的學校，在保有其語言與人文傳統優勢的同時，積極擁抱數位轉型。
課程設計與空間：學校採用90分鐘的長課程設計，為專題式學習與深度探究提供時間基礎。校園建築設計強調「處處皆是學習空間」，例如屋頂花園與中心交流空間，都成為非正式的學習場域。
教育科技專家角色：學校設有專職的教育科技專家，其核心工作是提升教師的數位能力。他認為數位願景是「讓每位老師都成為自己的教育科技專家」。他不僅提供一對一的技術支援，還組織學習小組，建置「TSG digilugu」的線上資源平台，整合數位資源，讓教師的專業成長從被動培訓轉為主動探索和解決問題。
AI應用與數位評量：高中教師可使用政府付費的AI工具來輔助備課。學校也為2027年將全面實施的全國線上考試進行多次演練。校方表示，學生每年參加全國性的線上水平測驗，此測驗不計分，主要是讓國家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，數據回饋給學校作為自我診斷的依據。
教師支持系統：學校提供強大的支持網絡，包括由10多位老師組成的數位支持團隊、處理心理健康的專業支持。每三年一次的「360度訪談」，結合了家長、同事、學生和主管的多方回饋，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正向支持，而非績效考核。
圖5
薩克薩文理中學學校介紹與環境照片
註：由臺灣教師參訪團隊成員拍攝
（二） Järveküla Kool：科技融入日常與融合教育的掙扎
這所位於人口年輕社區的基礎學校，不僅是教育機構，也是社區活動中心。
科技融入教學： 學校不設傳統電腦教室，而是提供可移動的筆電充電櫃，讓科技應用更具彈性。從七年級到九年級，學校全面採用名為「Opiq」的線上學習系統，取代部分紙本教科書。校長Triinu Luiga解釋：「這主要是因為課綱更新頻繁，紙本教材的更新速度跟不上。」
教師數位能力發展： 學校為全體教師舉辦了三場AI實作工作坊。Luiga校長表示：「我們學校至少有50%的老師已經開始使用ChatGPT來輔助備課，減輕工作負擔。」
融合教育的挑戰： 作為一所徹底落實融合教育的學校，Luiga校長詳細闡述了現實中的困難。首先是專業人員（心理師、特教專家）的嚴重短缺，「因為首都塔林的薪資高出400歐元，多數最終都選擇了離開。」其次是與家長的溝通，即使有專業評估中心（Rajaleidja）的報告，若家長不同意，學校也無權強制執行。個別化的課程安排更是對學校排課系統的巨大考驗。
圖6
Järveküla Kool環境照片
註：由臺灣教師參訪團隊成員拍攝
（三）Saue Riigigümnaasium：與大學接軌的數位學習路徑
這所新成立的國立高中學校，專注於學術教育，其核心理念是「為學生的夢想學校做準備」。
創校理念：校長Taavi Vilba在創校之初，便透過腦力激盪，將學生的期望（多元選修、高品質教育、美味午餐）融入學校設計。
與大學的數位接軌：學校設計了六大「模組課程」，並與塔林的四所大學深度合作。週五的「模組日」，學生可以直接到大學上課，提前體驗高等教育的學習模式，其中也包含了數位與科技相關的課程（週五有部分老師回到塔林大學修課，以取得碩士學位）。
導師制度：學校重視「導師制度」。每位老師（包括校長）都擔任導師，每週與學生會面並進行一對一深談，有效降低了學生的輟學率。
圖7
Saue Riigigümnaasium環境照片
註：由臺灣教師參訪團隊成員拍攝
三所學校的實踐，共同印證了愛沙尼亞數位教育從中央到地方、從硬體到思維的變革。然而，這些實踐也都是在不斷的試驗與對話中，應對著師資短缺、家長壓力等系統性挑戰，穩步前行。
五、結論 —— 一場由信任驅動的數位變革及其挑戰
愛沙尼亞的教育發展敘事顯示，其成功並非源自單一政策或創新工具，而是奠基於長期積累的文化基礎。從「虎躍計畫」的數位建設到「AI 躍進」的智慧治理，從國家課綱的長遠引導到校園一堂專題課程的實踐，均體現出環環相扣的制度設計與文化土壤。
脫離殖民統治後，愛沙尼亞透過「大歌唱節」凝聚民族認同。這一始於1869年的活動，不僅在1989年「歌唱革命」中成為民族獨立的象徵，也彰顯了集體行動所蘊含的團結與自由精神。
在此文化脈絡中，學校系統的核心驅動力在於團結與「信任」：社會對教師專業的信任促發其教學活力，對學生「學會如何學習」的信任培養其成長型思維，進而支撐教育體系的自主與持續創新。正是在這份信任基礎上，愛沙尼亞得以推動長達三十年的數位轉型，並在 AI 浪潮中將其視為深化個人化學習的契機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建立在這份信任之上的是教學現場裡不斷發生的對話、溝通與實踐。國家透過「學生年段測驗」與「校園福祉調查」等方式收集數據，目的不是排名或懲罰，而是幫助學校自我診斷、自主改進。學校則透過導師制度、學習夥伴關係、360度訪談等機制，將經驗加以系統性地蒐集、反思，作為持續改善的動力。
儘管如此，師資嚴重短缺的現實，正考驗著這個理想系統的韌性。當「高度自主權」賦予給經驗不足或未經培訓的教學者時，系統的核心原則便面臨挑戰；畢竟任何高遠的教育藍圖，皆必須建立在健全的人力資源基礎和發展之上。
總而言之，愛沙尼亞向世界展示了一套由信任啟動、由實踐驅動的循環改善模式。其在教育優質的表現，啟示了改革需要系統設計的勇氣與智慧；而其面臨的困境，則深刻提醒，解決基礎人力資源問題是任何教育體系持續發展的根本前提。這或許才是這個波羅的海小國，在PISA排行之外，真正值得深思與借鏡之處。
若需引用此文章內容，請使用下列APA 7格式：
陳佩英、郭柏辰（2025年9月30日）。愛沙尼亞的數位教育發展：從「虎躍」到「AI Leap」的數位轉型之路。教育新知國際串聯。https://www.gel-net.com/post/愛沙尼亞的數位教育發展：從「虎躍」到「ai-leap」的數位轉型之路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