韓國 AI 數位教科書政策發展與轉折：數位烏托邦政策的挑戰 (2022-2025)

陳佩英、郭柏辰
4天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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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新知與國際串聯＞各國教育現場觀察

作者：郭柏辰、陳佩英

壹、政策起源與願景：數位大轉型的大敘事

一、「大轉型」時代背景下的教育焦慮

韓國教育體系長期面臨結構性的兩難。一方面，學生在 PISA 等國際大型評量中的整體表現常維持在較高水準；另一方面，這些成績也伴隨著較為顯著的升學競爭壓力，進而可能影響學習動機、睡眠時數與身心健康。此外，少子化趨勢導致學齡人口持續下降，在有限的人口基礎上如何提升學習成效與人才培育品質，凸顯促進每位學生充分發展的重要治理課題。在追求卓越的成績表現但面臨少子化的情形，尹錫悅政府於 2022 年上台後，便將教育改革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，教育部長李周浩隨即提出了「High-touch, High-tech」的願景。此政策理念的核心在於，利用 AI 技術分擔知識傳遞、作業批改與學習診斷等重複性工作，讓老師能從繁瑣的行政事務中抽身，將心力重新投注在學生的情感支持、創意引導與人際互動上（GEM Report, 2025 ；李宇正, 2023）。

（一）AI 數位教科書（AI Digital Textbook, AIDT）是什麼？

根據韓國教育部與韓國教育學術情報院（KERIS）的規劃，所謂的 AI 數位教科書，不只是把紙本課本掃描成電子檔，而是更進一步打造一個結合「智慧型家教系統」（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, ITS）的動態學習平台。其技術特點包含：

即時數據蒐集與分析：系統能捕捉學生的答題準確率、作答時間，甚至是猶豫停頓的瞬間，並將這些細微數據轉為儀表板，協助教師進行「數據驅動」的教學決策（GEM Report , 2025；李宇正 , 2023）。
適性化學習路徑：AI 會依據學生程度自動派題。跟不上進度的學生能獲得基礎觀念的加強，程度好的學生則能挑戰進階內容，試圖解決傳統大班制教學中，進度統一所造成的學習落差（Gezen, 2025）。
多模態與輔助功能：內建語音識別、字幕生成及即時翻譯，這主要是為了支援特殊教育需求以及多元文化家庭的學生，讓科技能照顧到廣泛不同族群的需求（GEM Report , 2025）。

（二）政策推動歷程

2023 年 6 月，韓國教育部公佈了「AI 數位教科書推進方案」。相較於先以小規模試點逐步擴散的推動路徑，韓國政府選擇在相對短的時間內採取全國性部署的推行策略，藉此快速確立政策規模與改革動能；然而，這樣高強度的推進節奏若缺乏成熟的配套支撐，恐將大幅提高執行風險，並為後續的長期運作埋下不穩定的因子。

表 1

韓國 AI 數位教科書導入時程規劃表

從時程表來看，韓國政府計畫在短短兩年內走完從開發、審查、培訓到正式上線的所有流程。對於講求嚴謹程序與品質把關的出版作業來說，如此緊湊的節奏無疑是一大挑戰，也讓後續推動面臨執行倉促、品質落差以及政策難以延續的風險。

貳、政策執行與產業連結

為了實現教育數位轉型與 AI 應用的願景，韓國政府動員了龐大的行政與財政資源，建構由政府主導、企業協力的發展模式。於此架構下，政府負責定義制度框架、標準規範及採購路徑，私營企業則扮演技術與內容供應者的角色；透過公私協力催生出以公部門需求為核心的教育科技產業鏈。

一、經費投入與基礎建設

該計畫整體預算規模相當可觀。以 2024 年為例，政府即編列約 5,333 億韓元（約合 4.96 億美元）作為推動經費；若進一步納入後續硬體設備建置與長期維運成本，預估至 2027 年止，總投資金額將達數百億美元，顯示該政策並非單點式的短期計畫，而是以中期（乃至長期）基礎建設與系統運營為導向的整體性投資（Fourrage, L. , 2025；AACRAO, 2025）。

在基礎建設的規劃中，政策以「一人一平板」作為政策支點，擬於 2024 年底前，使目標年級學生全面配備個人的學習載具。此作法不僅涉及設備採購，還牽動了教學設計、課堂管理與學習資料生成的制度配套。

同時，為因應高頻寬、高併發的數位學習情境，政府另外投入約 7,000 萬美元，用於升級校園無線網路環境，以降低設備普及後可能產生的網路瓶頸與教學中斷風險。又因考量即時學習數據與 AI 應用所需之龐大運算量能，政府亦同步規劃建置國家級 AI 運算中心，配置高效能 GPU，以支應未來教育數據分析、智慧教學與生成式系統等應用的後端運算需求。

二、出版業與科技業的強制整合

在產業策略上，韓國教育部採取制度性整合的路徑，強化出版業與科技業的協作關係。其政策邏輯在於，傳統出版社具備內容生產、教材系統與版權資源優勢，但普遍欠缺 AI 研發與數位平台能力；相對地，新興教育科技（EdTech）公司掌握演算法、平台與資料處理技術，卻難以直接進入公立學校體系。於是，政策以採購、標案與合作條件等方式，強制要求雙方形成合作關係，透過制度設計促成跨業整併與共同供應（국회도서관. , 2024）。

在此機制下，逐步形成若干具代表性的策略聯盟與分工型態，例如：

Woongjin Thinkbig：利用自身的題庫資源結合內部 AI 實驗室，開發整體解決方案（Lee, Y. 2025）。
Mathpresso (Qanda) & Classting：這些 EdTech 獨角獸公司提供 OCR 辨識、LMS 系統與演算法，轉身成
為傳統出版社的技術供應商（平台請見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Jq2R7JxesVU&t=27s）。

總體來看，這種公私協力模式雖能縮短產業鏈的摸索期，卻也暴露出合作關係多半源自制度壓力，而非自然源自市場需求。在此外力推動下，企業間往往需付出高昂的磨合代價，甚至容易因權責界定模糊而埋下運作風險。

三、教師培訓：理想與現實的落差

為了緩解教師對科技介入的焦慮並拉高採用率，韓國教育部推動了名為「T.O.U.C.H」的培訓計畫，試圖從「教學賦能」與「技術支援」兩路並進。其具體目標是培養 3.4 萬名領航教師（Leading Teachers）作為校園內的轉型種子，並配置 1,200 名數位助教來分擔硬體故障、系統登入等技術瑣事，讓教師能回歸教學本業(GEM Report , 2025)。

然而，理想的政策規劃與實際落地之間仍有巨大鴻溝。截至 2024 年底的調查指出，竟有 98.5% 的教師坦言自己「還沒準備好」，認為培訓內容根本無法回應第一線的教學需求。這反映出政策落實的關鍵問題，若培訓僅聚焦於軟體操作或願景宣導，卻忽視課室管理、教材整合、資料倫理及行政負荷等真實痛點，即便硬體與平台到位，也難逃「可用但不常用」的窘境，最終將稀釋整體的投資效益（Gezen, 2025）。

參、實施困境與社會反彈：信任危機爆發

隨著 2025 年正式上路的期限逼近，試行階段積累的負面效應與治理缺口也隨之浮現。反對聲浪不再只是單一群體的零星抱怨，而是匯聚了教師、家長與學生的集體焦慮，將爭議核心從單純的「技術導入」，推向對「教育本質、治理正當性與公共信任」的結構性辯論。換言之，政策現在面臨的最嚴峻挑戰，已非系統功能的優劣，而是公眾是否仍相信這場改革能在守住教育核心價值的同時，帶來正面的改變。

一、第一線教師的集體抵制：專業自主與勞動負荷的雙重衝突

在各方反對力量中，以韓國教職員團體總聯合會（KFTA）與全國教職員勞動組合（KTU）為首的教師組織，被視為立場最堅定且最具組織性的一群。其訴求不單是針對技術問題，而是直指「教育本質」的深層疑慮，核心爭議集中在以下三個面向：

對專業被取代的恐懼：教師普遍擔心教學決策權將逐漸向 AI 的診斷與推薦邏輯傾斜。在這制度化工具的擠壓下，教師可能從具備專業判斷的教育者，退化為單純的系統操作員或流程執行者，導致教學的裁量空間與創造性被大幅壓縮。
工作量不減反增：儘管政策標榜減負，但試行期間，教師卻得額外耗費大量精力處理設備維修、網路排錯、帳號管理等繁瑣事務，甚至必須花更多時間解讀複雜的數據儀表板，形成了沉重的非教學負荷。2025 年的調查顯示，高達 94% 的教師直言「不需要 AI 教科書」，顯見政策預期的效益並未在教學現場獲得實證（Baird, 2025）。
缺乏對等溝通與參與（由上而下治理的後遺症）：教師團體批評政策推行過於強勢，目標、路徑與評估準則多由行政端片面決定，未能有效納入第一線執行者的專業意見（Lee, S. 2024）。當政策形成過程缺乏參與與共識建構，不僅削弱政策的正當性，也容易在推行階段引發抗拒與摩擦，使後續推展與擴散更為困難。

總結來說，教師的抵制與其說是對AI工具否定，倒不如說是對治理方式與專業定位的質疑與反彈。當教學端感受到的是責任加重、專業削弱與溝通斷裂，政策便難逃信任耗損的惡性循環。

二、家長的數位焦慮：健康、隱私與資料治理的不確定性

相較於教師從「專業與勞動」的角度出發，家長的反對立場則多聚焦於孩子的身心發展與資料安全。韓國家長雖以重視教育投資聞名，但對於螢幕時間攀升及學習資料被蒐集的潛在風險，同樣表現出高度的敏感與不安，其焦慮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面向：

健康與發展疑慮：家長擔憂孩子若過度依賴數位載具，除了導致視力惡化，可能對認知發展、注意力維持及社交能力產生負面影響。由於這類傷害往往具有「不可逆」與「長期累積」的特性，因此即便短期內學習成效並未受損，也足以成為家長反對政策的合理依據。
隱私與資料風險：資料治理是更具爭議的課題。家長擔心孩子的學習歷程、解題模式、行為特徵，甚至是敏感的生物特徵資訊，會被私人業者蒐集並用於不透明的商業行為。2024 年 5 月，超過 5 萬名家長連署要求暫緩計畫（Fourrage, L. , 2025），這正反映出社會對「資料使用、責任歸屬與監督機制」的制度信任尚未建立。

總體而言，家長的焦慮點並不在於「技術本身」，而在於「如何確保孩子的健康與權益不被犧牲」。當政策無法提供清晰且可追究的資料治理架構，或未能有效溝通風險控管的責任歸屬時，這種對未知風險的不安，便會迅速轉化為對整體改革的全面不信任。

肆、政策的轉折與崩盤

2025 年前後，韓國政局出現劇烈震盪，使 AI 數位教科書政策迅速從原本被定位為「政府旗艦級教育改革」的重要專案，轉為高度爭議、甚至近乎停擺的政策議題。政策的轉彎顯示出當教育科技政策過度仰賴中央政府的推動，包含法制定位、全國性採購機制與穩定的公共財政支撐等，如若碰到政權更迭或國會權力結構的變動，將直接牽動政策的延續性，且放大了其治理風險。

一、政權更迭與政策轉向：政治正當性崩解下的政策再定位

此一政策動盪並非突發，而是與 2024 年 12 月短暫戒嚴事件所引發的憲政危機密切相關。尹錫悅於 2024 年 12 月 3 日宣布戒嚴，雖在國會與社會高度反彈下迅速撤回，卻已對民主制度的穩定性造成重大衝擊，並隨即引發彈劾與司法審查程序。

在此政治危機持續延燒下，尹錫悅於 2025 年 4 月遭憲法法院確認罷免，總統職位出缺，依法須於短期內舉行提前大選。最終，韓國於 2025 年 6 月 3 日完成提前總統選舉，由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當選並即刻就任。

政權快速更迭與國會力量重新洗牌，使前政府主導的重要政策專案，特別是高度象徵前朝改革路線的 AI 數位教科書，自然成為新政府與新國會優先檢討的對象。政策討論的重心，也隨之由原先強調「教育科技升級」與「數位轉型效率」，轉向是否具備「社會信任」、「制度正當性」與「公共資源使用合理性」的再行辯論。

二、喪失法律地位：從「教科書」降格為「教材」，連帶切斷財政與採購機制

政策崩盤的關鍵轉折，發生於其法制定位的改寫。2025 年 8 月 4 日，韓國國會通過相關修法，解除 AI 數位教科書作為官方「教科書」的法律地位，並將其重新歸類為一般「教育教材／教育材料」（AACRAO, 2025）。

法律上的歸類調整，並非僅止於名義調整，而是直接動搖政策運作的制度基礎，並引發連鎖效應：

制度地位的削弱：AI 數位教科書不再屬於法定教科書體系，等同喪失其在課堂使用、審定制度與課程實施中的優先性與準強制性地位（AACRAO, 2025）。
財源與採購機制的瓦解：隨著法律定位改變，原本支撐「全國性統一訂閱與集中採購」的制度與財政正當性被抽離，學校端後續經費來源變得高度不確定，甚至出現已導入學校須自行承擔訂閱費、卻缺乏公共財源資助的困境（Werner, 2025）。
推動邏輯由強制轉為自願：在政治與社會反彈壓力下，教育部已將原先規劃的全國性推動策略，調整為「校本自願採用」模式；相關報導指出，目前實際採用率約僅落在三成左右，與原先全面導入的政策想像形成顯著落差（Werner, 2025）。

整體而言，「法律地位—財政支撐—採購規模」三者原本構成高度連動的制度結構；當法律地位遭到拆解，整體政策即從國家級基礎建設型專案，迅速退化為校本選配方案，不僅喪失原本預期的規模經濟，也失去制度性保障，結果遭致政策事實上的停滯與解體。

伍、產業衝擊與經濟效應

政策的急轉彎對韓國 EdTech 與出版產業造成明顯衝擊，尤其對先前依循政府政策訊號而投入研發、擴編人力與建置系統的業者而言，政策不確定性迅速轉化為投資回收風險，並引發「信賴保護」的爭議。

依相關報導，產業界因應政府推動 AI 教科書，在研發與營運層面的投入金額估計達 8,000 億韓元量級；然而，在政策地位遭降格、實際採用率偏低且公共財政支持路徑未明的情況下，業界開始採取集體行動，包括組成產業聯盟、向主管機關提出行政訴訟或損害賠償主張，並透過國會前抗議等方式，表達對政策反覆的強烈不滿（AACRAO, 2025）。

換言之，政策原本藉由國家採購與制度性保證，促成產業快速結盟與投資擴張；但當政治結構翻轉、法制定位改寫後，產業端即面臨「投入已發生、需求卻不再被保證」的制度落差局面，進而使政策爭議走向法律化的信賴保護與責任歸屬問題。

結語

韓國 AI 數位教科書計畫的起落，凸顯其高度的「政策治理」意涵。該計畫以縮小教育落差與推動個別化學習為目標，並透過龐大公共投資與制度化採購作為推進手段，意圖在短時間內建構教育科技產業鏈。然而，在教師與家長的信任未能有效累積、政策溝通不足且現場配套不周的情況下，計畫逐步遭遇社會反彈；其後又在重大政治危機與政權更迭之際，被國會以修法方式剝奪法定教科書地位，使政策由「國家級必推」轉為「校本自願」。結果不僅導入率約僅落在三成左右，也連帶造成產業投資與人力布局的顯著損失。

韓國的經驗提醒我們：即便在數位基礎建設成熟、科技接受度相對較高的社會，教育科技政策若仍以技術本位與由上而下的強推邏輯運作，卻欠缺對教育現場專業的尊重，亦未建立嚴謹的教學有效性驗證與社會風險治理機制，仍可能迅速耗損公共信任，並在政治結構變動時遭遇反向拆解。未來教育科技應用的政策設計，宜更明確回到「以人為本」與「專業認同」；亦即以師生需求、課堂情境與教育價值作為實踐核心，而非僅以演算法效能與採購規模作為主要驅動，方能降低改革失速與信任崩盤的風險。

參考資料

국회도서관. (2024). AI와 공교육: 한눈에 보기 (AI與公共教育：一覽). 국회도서관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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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e, S. (2024, September 10). AI digital textbook integration causes balkanization in Korea. Jets Flyover. https://jetsflyover.com/19387/opinions/ai-digital-textbook-integration-causes-balkanization-in-korea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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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ezen, Z. (2025, June 16). South Korea slows down on AI education.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.https://www.freiheit.org/north-and-south-korea/south-korea-slows-down-ai-education

Werner, J. (2025, August 7). South Korea abandons AI textbooks, sparking industry backlash and school uncertainty. BABL AI. https://babl.ai/south-korea-abandons-ai-textbooks-sparking-industry-backlash-and-school-uncertainty/

AACRAO. (2025, August 11). South Korea pulls plug on AI textbooks, leaving schools, companies without funding for them. AARAO https://www.aacrao.org/edge/emergent-news/south-korea-pulls-plug-on-ai-textbooks--leaving-schools--companies-without-funding-for-the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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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urrage, L. (2025, September 10). The complete guide to using AI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in South Korea in 2025. Nucamp. https://www.nucamp.co/blog/coding-bootcamp-south-korea-kor-education-the-complete-guide-to-using-ai-in-the-education-industry-in-south-korea-in-2025